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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592章 谈何容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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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七月的上都已经满是秋意,虽是旭阳高照,但也让人感到阵阵寒意。崔彧走出御帐不禁眯上了眼睛,好一会儿才适应,而心中却是如秋日般满是萧瑟之意,叹口气向宫城外走去。

    “崔中丞,上奏又被驳回了?”不忽木与其走了个面对面,他发现崔彧眼神离散,竟然没有看到自己一般,忙出言相询道。

    “哦,平章哪里去?”崔彧此时才像回过魂儿来,连忙拱手施礼,又叹声苦笑道,“大汗估计就没有看,何来驳回?”

    “吾准备去面见大汗,有要事禀告!”不忽木还礼,点点头道。

    “平章如无火上房之事,还是稍后再去吧,大汗正更衣准备出城射猎,见我问奏面色不虞,几句话被打发出来了!”崔彧摊摊手无奈地道。

    “即如此,吾晚些时候再去,免得搅了大汗的好兴致!”不忽木也知铁穆耳的性情,其没有继承祖辈的气魄,倒是学会了祖辈们骑射的本事,到了上都之后常常出去游猎,一去多日乐此不疲,所以他想想还是不要去找不自在了。

    “平章有何要事,可否告知?”崔彧顺嘴问了句道。

    “也算不得机密之事,就是送往南朝的岁赐在山东被盗匪所劫,南朝皇帝遣使发出警告,威胁要出兵入山东剿匪!”不忽木言道。

    “岁赐被盗匪所劫掠,山东治安已经糜烂至此了吗?也只里号称勇武,麾下雄兵两万,竟然让盗匪横行,真是该死!”崔彧听了惊讶过后,恨恨地道。

    “今年五月也只里与察罕帖木儿两人为了把持运河争执不休,匪寇借机壮大,一时竟不能禁,而今岁赐被劫,他也慌了神,担心南朝真的出兵进入山东境内。”不忽木言道。

    “南朝已是再三发出警告,但也只里视若罔闻,只顾争斗,而今他却是怕了,早做什么去了。若是盗匪初现就及时剿灭,怎么会让他们坐大,乃至敢于劫掠朝廷岁赐!”崔彧愤然道。

    “中丞勿要激动,山东向来是盗匪横行之地,历朝历代皆不能禁,近年山东成为我朝与南朝对峙之地,人心浮动,又连遭天灾,导致粮食歉产,饥民四处游荡无处安身,以致成为盗匪,只要朝廷严加清剿,安抚流民很快就会消除的!”不忽木安慰道。

    “这绝非长久之计,清剿只是治标不治本,只有轻徭薄赋,与民休养生息,才是根本之道。”崔彧又道。

    “这个道理我们皆知,但是现下形势紧迫,西北动乱虽平,但叛王们依然蠢蠢欲动,需要朝廷加以安抚;南朝皇帝一直对中原虎视眈眈,我朝不得不陈重兵于河南、山东备战,保卫京畿;而朝廷财政困难,大汗也是为难啊!”不忽木解释道。

    “现下中原百姓不仅要负担国之赋税,还要承担诸王的供奉,而今还要缴纳各项杂税捐赋,一年辛劳的剩余却难以果腹,遇到灾年却仍要缴纳捐税,百姓只能典卖土地卖儿卖女,生活无以为继,朝廷这简直就是逼良为盗。”崔彧却是驳斥道。

    “唉,我们皆与大汗论及清理杂税捐纳,减免赋税,尔等也多次上奏,结果大汗不肯,皆是无疾而终,又奈何啊!”不忽木脸色黯然地道。

    在铁穆耳继位后,朝廷平定了西北叛王,与南朝关系驱缓,朝中重臣们便上奏改革税制,实施轻徭薄赋之策,与民休养生息。但是他们也知道说起来容易,实施起来却难以立竿见影,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,使得提议总是议而不决,直至大汗视而不见听而不闻。

    “是啊,轻徭薄赋乃是圣人之说,我等之志,千百年来却又有哪朝得以实施啊?”崔彧听了也不禁丧气地道。

    他是儒学大家,饱读经史,又入仕多年,当然清楚治国之道,国计民生,首重财赋。“轻徭薄赋”四个字出自《汉书·昭帝纪》,即“海内虚耗,户口减半,光知时务之要,轻徭薄赋,与民休息。”轻徭薄赋,即减轻徭役、降低赋税,让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。

    且自孟子提倡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开始,历代王朝都标榜“民本”理念,奉行轻徭薄赋的政策。不过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,历代的赋税思想虽然大都倾向轻徭薄赋,但在赋税制度的运行过程中经常反其道而行之,可以说是屡改屡败,屡败屡改,也没多大成果。最终,轻徭薄赋成为纸面上的政策,百姓的负担依然相当沉重。

    而又何为“徭”与“赋”?

    所谓“徭”,就是役,这两个字常常连用,徭役是古代平民所要承担的政府派给的无偿劳动。且自周代起,徭役就有赋役与职役之别。

    赋役是人们在一定时间内为某种事项所提供的劳役,如开运河、修城池、修宫殿、修道路堤堰、运输军需物资等,即所谓“力役之征”。

    职役是指按照户等高低,轮流征调乡村主户担任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组织某些职务,也就是为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承担无偿公职,它比赋役存续的时间更长。

    赋就是税,但赋的出现早于税,最早是以包括田赋在内的“贡”为其基本形式。贡即贡纳者必须履行的奉献义务。赋字从武,原指军事上车马军需人力的征调,战国以后,赋与税逐渐混合,常常也指对土地课税,并连用为赋税。

    根据文献记载,夏、商、周三代都是定额贡纳制度,征收标准是若干年农业收成的平均数。历史学家普遍认为,这个征收的额度应该是十分之一,也就是著名的“什一税”。后来“十里抽一”这个比例持续了很久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,赋税与徭役被视为基本征课方式,贡退居次要地位,但仍未完全灭失,仍然是百姓的一项义务。

    到了周朝,老百姓的徭役和赋税负担逐渐加重。而到了春秋战国,各诸侯国统治者大兴土木、骄奢淫逸。对内实施苛政,大幅增加赋税和徭役;对外不断征伐、鱼肉百姓,导致国库空虚,苛捐杂税随之而来,令百姓无比痛苦。

    老子认为,民众为什么饥饿?因为统治者“食税之多”。统治者苛捐杂税太多,老百姓则不堪重压,就没有能力从事生产,改善生活,也就不可能有持续的财富积累。而统治者“食税多”的原因,就是生活奢靡无度。他们讲排场、讲享受,住华美的宫殿,兴建奢华的娱乐设施,美食珍馐、华屋笙歌,消耗了大量的民力民财,老百姓苦不堪言。

    因此,要使老百姓免于饥饿贫困,就要轻徭薄赋,减轻老百姓的赋役负担,使老百姓休养生息。轻徭薄赋的根本落脚点应在于控制国家财政支出,而降低支出的落脚点在于统治者控制自己的欲望,对己俭约,对民慈爱,清静寡欲,与民休息。

    诸子百家中,儒家“薄税敛”的号召影响最大,成为秦汉以来反复宣扬的财政教条。孔子主张“君子之行也,度于礼,施取其厚,事举其中,敛从其薄”,国家兴办大型工程项目要适中,不能太多,要适合礼的标准,做到“节以制度,不伤财,不害民”。

    为此,孔子还曾斥责学生冉求帮助鲁国的季氏聚敛搜刮百姓,他说:“非吾徒也,小子鸣鼓而攻之,可也。”公开表示要大义灭亲。

    孔子希望统治者都能像周朝初年那样,农民为贵族耕种公田,公田收入归贵族,商贾则根据其财产和收入的多少而征税。徭役以户计数,免除老人和小孩的服役义务,并照顾鳏寡孤疾的人。关于税率,孔子则主张“敛从其薄”。最好是恢复行什一税率。

    孟子从其“仁政”的观念出发,“易其田畴,薄其税敛,民可使富也”。“君不乡道,不志于仁,而求富之,是富桀也。”他也主张征取十分之一的农业税,他还建议“去关市之征”,不征收商业税,而独征农业税。

    荀子认为,要想国家安定团结,轻徭薄赋是一条有效的途径。“轻田野之税,平关市之征,省商贾之数,罕兴力役,无夺农时,如是则国富矣。夫是之谓以政裕民。”这表明,荀子还把轻徭薄赋看成是为国家开辟财源和实现富国的目的和手段。

    但是蒙元起家于游牧民族,他们的财政开支大多来自于劫掠和征服地的贡献,直至忽必烈继承汗位才开始接受汉化,可是也并没有能建立起‘正常’的税赋制度,而是利用色目人理财,使得两种制度并行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,不仅未能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,反而使他们的负担增加,横征暴敛式的征收制度使得财富集中于权贵之手,国家财政始终处于崩溃的边缘,这又刺激统治者增加税赋。而崔彧和一班受汉化较深的重臣们试图改变这种状态,劝谏铁穆耳屏弃旧制,实施新制,使国家摆脱窘境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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