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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这些并非徐梁的关注点，徐梁更注意江南白银的入库情况。
华夏作为一个贫银国，在明中期之前的历朝历代都是以铜钱为主，白银只是作为大宗交易的辅助货币。之所以在明中期之后白银迅速成为国家主流货币，正是因为南方势家通过海贸积存了大量白银。他们不可能把白银全埋在地里，还得用出去，这就是白银成为主流货币的真相。
张居正秉政时，举国以白银缴税，正合南方势家的心意，却极度加重了北方农民的负担。因为北方白银紧缺，兑价高昂，国家收税又只收白银，使得粮食等于变相跌价，为了完税，农民必须贱卖粮食，最终导致丰年破产的惨状发生。
鉴于天灾人祸，徐梁对北方诸省的政策仍旧是粮、币双向扶持。对于失地破产的农民，吸入各种官办、民办法人组织，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得报酬。对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自耕农，则给予口粮补助。对于达到了纳税资格，但缺乏纳税能力的小地主，则还要辅以技术补助。
“陕西、山西明年的赋税补助计划准备如何了？”徐梁又问帝国银行行长道。
帝国银行行长道：“各县网点已经铺开，人员也调派妥当，只是具体税额还要等明年收成统计出来之后才能确定。因为按照户部部议，帝国银行只是补贴全部税额。”
“这也是检验银行网点的实际营运能力要谨慎。”徐梁最后提醒道。
帝国银行行长点头称是。
一个只有两处业务点的银行实在不能算是真正的银行。然而在这个没有电力、没有通讯、运输条件恶劣的时代，要在全世界率先铺开帝国范围内的银行网络，不亚于再修建一条长城。
“陛下，微臣下个月还要去跑一趟山陕方面，等到明年收税时断然无碍。”帝国银行行长立下了军令状。
徐梁见他一脸凝重，笑道：“跟你说个事，也算给你宽心。明年的正税可以任由农民在全年任何时间缴纳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一下子涌来许多人。”
帝国银行行长果然宽了心了，这样就不用在税季额外多派人手了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帝国银行的工作进度还是过慢。在今年的自报考成中，帝国银行行长可是将低息扶助贷款一同报了上去，可现在铺设完山陕两省的网点之后，就再无余力去做别的事了。
考成若是完成不了，自己的前途晦暗且不提，光是奖金就得少拿多少？想到自己的奖金，帝国银行行长又想到了各级官员吏目重订薪俸的任务。
陛下废卫所之后，大明的州县达到了一千五百余个，每个县行政司法两套体系，吃皇粮的少则七八十人，多则过百人。这些人的薪俸日后全要从银行走账，让他们在各县营业所支领。这得是多大的工作量！
徐梁看帝国银行行长脸上神情变幻，知道他要忧心的东西不少，归根结底就是人手不足。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大明，绝大部分是农业人口，要转职工人还可以胜任，转职管理岗位则力不能逮。
要解决这个问题倒也不是没有办法，那就是引入商业银行机制，将大量繁琐的基层业务承包给私人银行。其实两淮盐商并非没有动过这个脑筋，非但在报纸上鼓吹，还走门路递上了题本，不过徐梁全都压下不发，并不打算将金融领域开放给民间。
何况这些盐商素无操守，比之张家口的晋商好不到哪里去。
食盐利润之高，乃至徐梁前世国家仍然实行专卖。而那个时代国家只有两项专营买卖，一者是烟草，再者便是食盐。可见食盐价格再低，仍有暴利。
大明的盐价是北宋的六倍之高，盐税收入却是北宋的四分之一。北宋每斤盐抽税三十文，大明每斤抽税二十二文，两者相差不大。然而考虑到大明崇祯年间的人口已经是两宋人口一倍有余，盐税收入竟然还如此之低，那就很成问题了。
更何况，按照洪武年间定下的盐税税费，每引得钱六两六钱四分。又按全国盐产量二百万引计算，则全国每年的盐税收入当在一千三百二十八万两。
大明建国以来盐税最高一年只收到过二百五十万两，其他的盐税去了哪里？
徐梁对他们的态度很简单：让他们“坐困”，断绝其主要财源，逼他们将口袋里的财富一点点吐出来。聪明的人或许会借此破蛹成蝶，笨些的只有死路一条。
按照大明盐政，没有朝廷许可不能从事盐业交易。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盐商，方便收税。后来实行开中法，还可以借盐引粮，保证九边输粮。后来废除了开中法，朝廷收银子卖盐引，由此导致边塞商屯破产，边军粮食匮乏，国防衰弱。
嘉靖朝时，王崇古等人想重开边塞商屯，再行开中法，两淮盐商却不可能再答应了。
贸然打击两淮盐商，势必会导致社会动荡。这点徐梁看得很清楚，但这些盐商同时也是两淮大地主，不打击他们，则治淮成本会居高不下。
徐梁的打击手段很简单，明确盐田面积，计算盐产量，以此确定盐厂所属州县官的考成。卖到了定额，则考成合格，多卖则加分，奖金自然也随之而来。若是卖少了，考成分低，州县官自己就要好生掂量了。
至于来买盐的商旅，则不问纲引，只看营业执照。
只要是登记在册，申报了食盐买卖的公司，都可以从盐厂买盐，并可在任何地方向民间出售。如此一来，也打破了纲引制度的地域划分，刺激了食盐市场的价格竞争。
现在如果有人在一地出售高价盐，不出三天就会有其他大小盐商带着盐涌入这个市场，直到将盐价砸下来为止。
为了保证食盐的供应量，朝廷放宽濒海州县开设官办盐厂的审批，禁止民间资本介入盐厂生产。原本全国七个盐课提举司，也改成了因地而设，非但沿海省份都有一个，云贵川山陕豫等内陆省份也因为有井盐、湖盐、矿盐，同样设了提举司。其职责从盐政管理变成了盐厂管理，从主要查禁私盐，变成了主要查禁私盐厂，工作强度却没有下降。
到年底，各省盐政如果能够实额上缴盐款，国库收入当在一千五百万两以上白银。
论说这样的政策放下来，掌握了大笔资金的盐商其实仍旧可以通过手中资金，合法合理地大量占有盐厂所出的食盐。然而这里头还有一个大问题，陛下陛下回京时路过扬州，接见了一众盐商，这些盐商还是嘉靖时候的老一套：哭穷。
他们这一哭穷，陛下也就不客气了，大笔一挥，定下规矩：盐厂只收纸币。
既然要哭穷，那就让你们真穷！
除非将大量白银存入银行，否则上哪里能搞到纸币？而且现在的情况是纸币紧缺，就算你要存，银行还不收呢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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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这些并非徐梁的关注点，徐梁更注意江南白银的入库情况。
华夏作为一个贫银国，在明中期之前的历朝历代都是以铜钱为主，白银只是作为大宗交易的辅助货币。之所以在明中期之后白银迅速成为国家主流货币，正是因为南方势家通过海贸积存了大量白银。他们不可能把白银全埋在地里，还得用出去，这就是白银成为主流货币的真相。
张居正秉政时，举国以白银缴税，正合南方势家的心意，却极度加重了北方农民的负担。因为北方白银紧缺，兑价高昂，国家收税又只收白银，使得粮食等于变相跌价，为了完税，农民必须贱卖粮食，最终导致丰年破产的惨状发生。
鉴于天灾人祸，徐梁对北方诸省的政策仍旧是粮、币双向扶持。对于失地破产的农民，吸入各种官办、民办法人组织，通过出卖劳动力而获得报酬。对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自耕农，则给予口粮补助。对于达到了纳税资格，但缺乏纳税能力的小地主，则还要辅以技术补助。
“陕西、山西明年的赋税补助计划准备如何了？”徐梁又问帝国银行行长道。
帝国银行行长道：“各县网点已经铺开，人员也调派妥当，只是具体税额还要等明年收成统计出来之后才能确定。因为按照户部部议，帝国银行只是补贴全部税额。”
“这也是检验银行网点的实际营运能力要谨慎。”徐梁最后提醒道。
帝国银行行长点头称是。
一个只有两处业务点的银行实在不能算是真正的银行。然而在这个没有电力、没有通讯、运输条件恶劣的时代，要在全世界率先铺开帝国范围内的银行网络，不亚于再修建一条长城。
“陛下，微臣下个月还要去跑一趟山陕方面，等到明年收税时断然无碍。”帝国银行行长立下了军令状。
徐梁见他一脸凝重，笑道：“跟你说个事，也算给你宽心。明年的正税可以任由农民在全年任何时间缴纳，所以你不用担心一下子涌来许多人。”
帝国银行行长果然宽了心了，这样就不用在税季额外多派人手了。不过即便如此，帝国银行的工作进度还是过慢。在今年的自报考成中，帝国银行行长可是将低息扶助贷款一同报了上去，可现在铺设完山陕两省的网点之后，就再无余力去做别的事了。
考成若是完成不了，自己的前途晦暗且不提，光是奖金就得少拿多少？想到自己的奖金，帝国银行行长又想到了各级官员吏目重订薪俸的任务。
陛下废卫所之后，大明的州县达到了一千五百余个，每个县行政司法两套体系，吃皇粮的少则七八十人，多则过百人。这些人的薪俸日后全要从银行走账，让他们在各县营业所支领。这得是多大的工作量！
徐梁看帝国银行行长脸上神情变幻，知道他要忧心的东西不少，归根结底就是人手不足。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大明，绝大部分是农业人口，要转职工人还可以胜任，转职管理岗位则力不能逮。
要解决这个问题倒也不是没有办法，那就是引入商业银行机制，将大量繁琐的基层业务承包给私人银行。其实两淮盐商并非没有动过这个脑筋，非但在报纸上鼓吹，还走门路递上了题本，不过徐梁全都压下不发，并不打算将金融领域开放给民间。
何况这些盐商素无操守，比之张家口的晋商好不到哪里去。
食盐利润之高，乃至徐梁前世国家仍然实行专卖。而那个时代国家只有两项专营买卖，一者是烟草，再者便是食盐。可见食盐价格再低，仍有暴利。
大明的盐价是北宋的六倍之高，盐税收入却是北宋的四分之一。北宋每斤盐抽税三十文，大明每斤抽税二十二文，两者相差不大。然而考虑到大明崇祯年间的人口已经是两宋人口一倍有余，盐税收入竟然还如此之低，那就很成问题了。
更何况，按照洪武年间定下的盐税税费，每引得钱六两六钱四分。又按全国盐产量二百万引计算，则全国每年的盐税收入当在一千三百二十八万两。
大明建国以来盐税最高一年只收到过二百五十万两，其他的盐税去了哪里？
徐梁对他们的态度很简单：让他们“坐困”，断绝其主要财源，逼他们将口袋里的财富一点点吐出来。聪明的人或许会借此破蛹成蝶，笨些的只有死路一条。
按照大明盐政，没有朝廷许可不能从事盐业交易。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盐商，方便收税。后来实行开中法，还可以借盐引粮，保证九边输粮。后来废除了开中法，朝廷收银子卖盐引，由此导致边塞商屯破产，边军粮食匮乏，国防衰弱。
嘉靖朝时，王崇古等人想重开边塞商屯，再行开中法，两淮盐商却不可能再答应了。
贸然打击两淮盐商，势必会导致社会动荡。这点徐梁看得很清楚，但这些盐商同时也是两淮大地主，不打击他们，则治淮成本会居高不下。
徐梁的打击手段很简单，明确盐田面积，计算盐产量，以此确定盐厂所属州县官的考成。卖到了定额，则考成合格，多卖则加分，奖金自然也随之而来。若是卖少了，考成分低，州县官自己就要好生掂量了。
至于来买盐的商旅，则不问纲引，只看营业执照。
只要是登记在册，申报了食盐买卖的公司，都可以从盐厂买盐，并可在任何地方向民间出售。如此一来，也打破了纲引制度的地域划分，刺激了食盐市场的价格竞争。
现在如果有人在一地出售高价盐，不出三天就会有其他大小盐商带着盐涌入这个市场，直到将盐价砸下来为止。
为了保证食盐的供应量，朝廷放宽濒海州县开设官办盐厂的审批，禁止民间资本介入盐厂生产。原本全国七个盐课提举司，也改成了因地而设，非但沿海省份都有一个，云贵川山陕豫等内陆省份也因为有井盐、湖盐、矿盐，同样设了提举司。其职责从盐政管理变成了盐厂管理，从主要查禁私盐，变成了主要查禁私盐厂，工作强度却没有下降。
到年底，各省盐政如果能够实额上缴盐款，国库收入当在一千五百万两以上白银。
论说这样的政策放下来，掌握了大笔资金的盐商其实仍旧可以通过手中资金，合法合理地大量占有盐厂所出的食盐。然而这里头还有一个大问题，陛下陛下回京时路过扬州，接见了一众盐商，这些盐商还是嘉靖时候的老一套：哭穷。
他们这一哭穷，陛下也就不客气了，大笔一挥，定下规矩：盐厂只收纸币。
既然要哭穷，那就让你们真穷！
除非将大量白银存入银行，否则上哪里能搞到纸币？而且现在的情况是纸币紧缺，就算你要存，银行还不收呢！